“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习近平
1983年春，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在正定县委办公。（资料图片）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说：“我对燕赵大地充满深情。不只因为我在这块土地上工作过，更是因为这是一块革命的土地，英雄的土地，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土地。”
1982年3月至198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了三年多，和这里的人民“一块苦、一块过、一块干”，倾注了极大心血和情感，他对这片热土知之深、爱之切。他说：“正定是我的第二故乡。”
摘掉“高产穷县”帽子，走出“半城郊型”经济发展路子，在全省率先推行“大包干”，制定“人才九条”广招天下英才，住在办公室、吃在大食堂……“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真刀真枪干一场”“改革戏必须大家唱”“敢抓敢管敢于碰硬”……正定是习近平总书记从政开始的地方，也是他提出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的实践源头。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的创新探索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
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的思想和实践，充分体现了他在青年时期就具有坚定信念、为民情怀、改革思维、开放意识、务实作风和责任担当，与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一脉相承。
两个多月来，河北日报记者深入采访当年与习近平总书记接触过的干部群众，以“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北正定工作的难忘岁月”为主题，从心系民生、实干实政、改革创新、扩大开放、转变作风等5个方面，采写了系列长篇通讯，真实展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正定工作期间的从政风范和人格魅力，使人们从中得到启迪，汲取力量，牢固树立“四个意识”，在思想上和行动上更加忠诚核心、维护核心、捍卫核心，切实增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和决心，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
在正定，有一份记忆，珍藏在许多人的脑海，历经30多年不曾褪色。
在正定，有一种情感，沉淀在许多人的心里，历经30多年不曾消减。
1982年3月，29岁的习近平来到这里，写下了自己从政经历的第一笔。
三年多时间，一千多个日日夜夜，习近平始终把百姓的事放在心里——
为百姓吃饱肚子，他勇于担当，为“高产穷县”减少征购跑省进京，实事求是反映人民心声；
为乡亲致富，他不断找寻让群众生活好起来、富起来的路子；
为了正定的未来，他关心教育，从校舍抓起，要求每个村庄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
“明天，我就离开正定了，这点儿钱留下给孩子们买图书吧。”1985年5月赴厦门任职前，他仍牵挂着孩子们。
习近平牵挂着正定，正定人民也牵挂着他。
离休老干部闫月芬养成了追着习近平任职地电视台看新闻的习惯：“他上了福建我就看福建台，他上浙江我就看浙江台，他到上海我就看上海台，他上了北京我就看中央台。他心里有我们，我们心里也有他。”
“老书记好！”2008年1月和2013年7月，已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习近平两次到正定塔元庄村调研指导，当欢迎的人群中响起一声声“老书记”时，他高兴地将手伸过去，与群众一一握手。
在正定人的心目中，无论习近平走到哪里，职位多高，依然是当年那个心里装着百姓的“老书记”。
摘掉“高产穷县”的帽子
“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习近平
1983年8月，为了让农民增收，时任正定县委副书记习近平（右一）到河间县考察棉花生产。（资料图片）
1982年4月初的一天，紧邻正定县城的永安公社三角村大队部走进了几个推着自行车的人。
“这是习书记，到你们村转转，了解了解情况。”有人向迎出来的大队干部介绍身边个子最高的年轻人。
1982年3月25日，主动要求到基层工作的习近平，被石家庄地委任命为正定县委副书记。到任伊始，他就骑着自行车走村串户，调查研究。
全县第一个粮食亩产过千斤的三角村是习近平调研的首站。
可习近平没想到，出了大队部，和站在街头的几位群众拉起家常，大家说到生活上的首要问题竟是“粮食不够吃”。
“一年干下来，从年头吃不到年尾。”
“谁家不够吃了，就偷着去新乐、无极、藁城等邻县的村里换红薯干吃。”
“一斤粮食能换三五斤红薯干，总比饿肚子强。”
听到大家七嘴八舌倒苦水，习近平关心地追问：“村里这样人家多吗？”“别的村也这样吗？”
说话间，人群旁过去几辆自行车，一位社员抬手指着车上驮着的小口袋告诉习近平：“你瞧，这准是去换红薯干的。”
“近的骑十几里，远的骑几十里。还得偷着，怕丢了先进村的人呢。”今年60岁的三角村村民冯新贞忆起往事，忍不住叹息：“征购交得多，手里又没钱买粮，没办法啊！”
上世纪70年代初，正定成为我国北方地区第一个粮食亩产“上纲要”“过黄河”“跨长江”的高产县，被树为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先进典型。全县每年粮食征购任务高达7600万斤，交完征购，再扣除种子、饲料等，留下的口粮已经远不够百姓填饱肚子。由于保征购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地里只能上茬小麦下茬玉米。
冯新贞给记者算了笔当年的账：“一斤小麦1毛2，一斤玉米8分，一亩地最多收入60多块。棉花一斤一块多，一亩地能收至少100多块。你说，光种粮食，老百姓手里哪能有钱？”
1981年底，全县人均收入仅140多元，每天只有4角钱。
从三角村调研回来没多久，一天晚上，看到时任县委副书记的程宝怀办公室还亮着灯，习近平便推门进去。
“老程啊，领导说让我到正定任职，是给我选了一个‘好县’。依你看，什么是‘好县’？”
程宝怀脱口而出：“咱正定就是好县啊。”
他给了习近平三个理由：一是对国家的贡献大，每年上交粮食征购全省第一；二是县里领导班子很团结；三是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像三角村，又是先进中的先进，全国各地可都来参观学习呢。”
习近平听后笑了：“老程啊，我认为，是不是‘好县’应该以老百姓生活得好不好来衡量。你刚才说的三角村，亩产过千斤可农民还吃不饱，偷着到外县换红薯干吃。这些事，你了解不？”
“我了解。”程宝怀说。
习近平点点头，继续分析：“我觉得正定当前的现状是，经济上农业单打一，农业上粮食单打一。交的粮食越多，群众收入越低，咱们实际是个‘高产穷县’！”
最后，习近平郑重地说：“我们应该向上级反映一下，争取减少一部分征购。”
为什么习近平如此关注“高产穷县”？
在一次县委的小型座谈会上，习近平进行了解释：“绝不能光讲粮食生产、光讲高产粮，不讲经济效益。”“如果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咱们这些领导对不起江东父老。”
“高征购导致群众吃不饱并不是三角村甚至也不是正定独有的。”当时在县委办公室资料组工作的李亚平说，在那个年代，向上级反映高征购问题，说轻了是思想觉悟低，说重了那可就是政治立场问题了。“要向上级反映这个事儿，心里没把老百姓当回事，没有点为民请命的担当精神是下不了这个决心的。”
习近平的思考和提议与时任县委副书记的吕玉兰不谋而合。
在1994年习近平撰写的《高风昭日月 亮节启后人——深切怀念吕玉兰同志》一文中，他赞扬吕玉兰：“了解到征购过重情况后，就主张县委如实向上级反映，经过努力，终于使粮食征购任务核减到4800万斤，给正定人民以休养生息的机会。”文中只字未提自己，可知情人都知道他在解决这一问题中的贡献。
“习书记和吕书记主张如实向上级反映，其实大家心里都赞成。”时任县委办公室干事的张银耀说，但许多人有顾虑和担心，一是怕有损全国“农业学大寨”先进县的形象，二是怕上级领导不高兴，三是怕对习近平个人政治前途有影响。
对这些顾虑和担心，习近平的回答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实事求是。同中央保持一致，就应实事求是反映群众心声，反映现实问题。
因此，习近平与吕玉兰一起，跑省进京，向各级相关部门反映这一问题。
中央很快就派人到正定，与省、地两级相关部门联合组成了调查组。
调查组进村入户下田，不到十天时间，找了一百多名干部群众了解情况。
经过核查，调查组把正定粮食征购的实际情况摸清了。当年，全县粮食征购任务减少了2800万斤。
这一减，三角村村民家的饭桌上多了白面馒头，少了红薯干。
这一减，正定棉花种植面积很快由1万亩增加到19万亩。
为扩大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增加农民收入，习近平还在14.3万亩河滩地上做起了文章。他提出，重点种植林果、花生、瓜菜等经济效益好的作物。
在习近平的指导推动下，当时的西柏棠公社塔元庄大队积极在河滩地上发展起棉花、花生等多种经济作物种植。
塔元庄大队人均耕地只有半亩，可开发利用的河滩地却有几百亩。
“我们就按习书记的指示，鼓励社员搞开发。谁开发了收成就是谁的，大家伙儿积极性很高。”时任塔元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赵桂林回忆，挖垄沟、打机井、平整土地，河滩地上冬闲变成了冬忙。开发利用河滩地100多亩，一亩地就为农民增收约300元。
“后来习书记再到我们村调研时，我跟他说起河滩地的开发情况，他很高兴。”赵桂林说。
经过这样的“减”和“增”，1983年，正定县农村人均收入达到358元，同比增长52.3%。
“解决高征购是习书记来后，啃下的第一块硬骨头。他为什么能实事求是、体恤百姓、为民请命？”曾采访过习近平的原《河北青年》杂志编辑周伟思认为，因为吃过很多苦的他“见不得百姓受苦”。
周伟思曾问过习近平：“为什么要放弃优越的条件，主动申请到一个小县城做基层工作？”
习近平的回答是，七年的插队生活，使他忘不了农民的艰辛和农村的一切,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让他内心深处始终牵挂着远方贫困的沟壑与山岭……“我渴望尽自己的微薄力量，亲手为他们做一点实在事情。”“在生我养我哺育我的人民身边，和他们一起为理想、事业奋斗。”
周伟思发表于1984年的报告文学《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赴任正定前的心路历程：
人生太短，在时间的长河里，真正干事业的时间不过二三十年。这二三十年来不得一刻荒芜，来不得一点嬉皮笑脸。这样，或许可以办成一两件事，或许对人类、社会、祖国可以做一点贡献。这能有所贡献之年是多么值得珍惜啊。
李亚平1983年8月21日的日记中，也记载着习近平边吃午饭边聊时的真情流露：
“我现在可以说是从生活的锅底一下翻到了社会的顶巅，可是自己觉得并没有喜悦感、快乐感，总是感到有一种责任，就是再也不能让文革那样的情况重演了。”“舒适的生活是庸人的追求，我是准备着入‘苦海’的。”
在党的十八大闭幕后的记者招待会上，作为总书记的习近平向全国人民庄严承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在正定，习近平从政伊始，就是这样实践的。
为万元户颁发“率先致富奖”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
——习近平
1985年1月20日，甘国田荣获盖有正定县委书记习近平、县长刘树章印章的县委书记县长奖励证书。（资料图片）
1985年1月20日，屋外滴水成冰，屋内暖意融融。
“率先致富奖，甘国田、刘成永……”
正定县招待所的会议厅里，一场气氛庄重又热烈的三级干部会正在进行。
与以往“三干会”不同，这一次，表彰先进是会议的一项重要内容。
令与会者感到新鲜的是，表彰名目叫县委书记、县长奖，奖项有“伯乐奖”“自学成才奖”“特别奖”，甚至还有一个“率先致富奖”。表彰对象既有种花养鸡的普通农民，也有干个体、办私营企业的小老板。
正定镇顺城关村今年已经73岁的老大娘刘小果家的小木柜里，一直珍藏着一本获奖证书。
略显陈旧的红色证书封皮，印着“县委书记 县长奖励证书”字样。内页蓝黑色钢笔水写就的字迹虽有褪色仍清晰可见：甘国田，男，42岁，正定镇顺城关农民，种花专业户，一九八四年纯收入14000多元。授予率先致富奖。批准人：习近平（印）、刘树章（印），1985年1月20日。
在刘小果看来，这本证书记载着丈夫甘国田，一个普通农民一辈子最光荣的时刻。
“县上发的奖，上面还有习书记的名字呢！”领奖回家半天了，甘国田把证书拿在手里，看了又看、摸了又摸。
“其实，父亲获奖前，习书记就来过我家。加上后来，前前后后有好几回。”如今已50岁的儿子甘语录回忆，“有一次，他是在一个冬天快晌午的时候来的。”
那天，甘语录忽然听见院外有人招呼，开门一看，一个穿着绿军大衣的人带着几个干部模样的人走进了院子。闻声而出的父亲赶紧和来人握手，把大家让进屋里。
“我在屋外听长辈们说，那个领头的是县委书记。”甘语录说，当时聊什么大事不知道，只记得客人们在家里坐了一个多小时，没吃饭就走了。
“赶上月季花开的时候来了，习书记还会在不大的院子里走一圈，仔细看看月季花的长势。”甘语录记得，自家半亩地大的宅院里，一半是房子，另一半几乎都种上了月季花。“那时候，月季花还是稀罕物，集市上，一盆花能卖3到5块钱。”
后来，从小院到荒滩地，再到自家农田，甘家的月季花越开越旺，成为正定首批万元户之一。
以前只有劳模受表彰，谁知道在院里种个月季花，成了万元户也能当先进、上台领奖？时至今日，甘语录还记得乡亲们对于父亲获奖的惊讶。
不过，当年的“特别奖”获得者、时任县委宣传部通讯组组长的高培琦却深知此举的深远意义：“开表彰大会、搞‘率先致富奖’是习书记提议的。写着县委书记和县长名字的证书，300元奖金和一辆自行车，意味着政府给致富农民撑腰呢。”
支持并号召群众靠勤劳致富，让生活好起来、富起来，是习近平任职正定后，始终牵挂于心的大事。
“治国之道首先裕民，民富才能国强。”1984年2月，习近平在一次会议上这样说。
上世纪80年代初，正定从事农业的人口占70%，从事其他行业的占30%，工农业总产值里农业占70%，其他占30%。习近平认为，应把这两个比例颠倒过来——让70%的人去搞多种经营，让工业、副业、旅游业收入占70%。这样群众生活才能改善，经济才能发展。
习近平发现，解决了高征购问题，发展多种经营与商品生产有了空间，但当时全县干部群众中却普遍存在着“想富不敢富、想富不会富、想富不能富”的现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左”的思想干扰仍影响着正定，因干涉农民种瓜引发的留村“拔瓜事件”曾轰动全国，更是一度让人谈“富”色变。
在时任县委办公室资料组组长王志敏的记忆中，南牛公社树路大队村民就因私下买卖土布，被工商部门当作非法交易处罚。
习近平了解到这一情况，当即表示：村民们的交易行为并没有损害国家利益，工商部门不应没收。
树路大队的情况在正定并非个案。
在县委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深入分析了类似现象存在的原因，指出这是因为没有划清勤劳致富与剥削致富的界限，“把运用正当手段实现勤劳致富与投机钻营、非法剥削混淆起来了”。
他还多次在会议上批评一些干部把先富起来的“两户一体（指专业户、重点户、经济联合体）”看成是搞歪门邪道的非“正统”百姓。他说，这是一种偏见。
1983年10月，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他就主持召开了全县第一次大型商品生产会议——发展商品生产三级干部会议，会期长达5天半，590人参会。
会上，习近平明确提出，“要继续放宽政策，搞活农村经济，使农民有更多的发展余地，这是时代的要求，党的要求，农民的希望”。
翻看习近平当时的会议讲话，“鼓励勤劳致富、率先致富，是党的一项基本政策”“正当的劳动致富，都是无可指责的，必须大力支持”的话多次出现。
如何在经济上帮助扶持、在法律上坚决保护，使群众能够大胆致富、公开致富、光荣致富？
在习近平的主持推动下，县委和县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1984年3月7日，县委《关于大力发展“两户一体”的几项规定》提出，“对于取得显著成绩的‘两户一体’，由县政府为其颁发光荣证，并予以适当奖励”。
1984年4月4日，县委办公室《关于认真检查对待专业户的一些错误做法的通知》提出，“对‘两户一体’进行打击、刁难、阻碍的，要认真追查，严肃处理”“各级都要为‘两户一体’撑腰”。
李亚平介绍，习近平很重视“发挥致富样板作用”，尤其是鼓励他自己分包的滹沱河南片和城关片9乡1镇要率先致富。
习近平提出发展庭院经济，通过搞试点、开现场会引导人们在自家院里搞副业，一批致富能手出现了，他们有的在院子里养鱼种花，房顶上种菜，有的在院里建起大棚，冬天种花和错季菜。
种月季花致富的甘国田就是这样走进习近平视线的。
获奖后，不仅正定县很多人来买他家的月季花，县外甚至省外也有人慕名而来。附近十里八乡的乡亲一拨又一拨来参观学习，越来越多的人种起了月季。
“不管谁来，不管谁问，他都耐心地教。”甘语录说，那时父亲说得最多的就是：习书记说了，一人富不算什么，能带动乡亲们致富，才真的值！
习近平不光关注着泥土里走出的甘国田，他还希望涌现更多的致富带头人。
“大搞农工商、农民变工人、离土不离乡”，这是习近平为正定发展商品生产谋划的路子。
1983年，原本在县广播站工作的张新立，因爱好无线电发明，喜欢技术创新和改造，辞职办起了春光电器厂。
1984年，厂里研制出一款新型舞台灯光设备“彩色灯光声控器”。习近平听说后，马上就来到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厂子调研。
“我在厂里给他现场演示了这套产品。”张新立回忆，“习书记主动问我们厂有什么困难，还需要什么支持”。
让他没想到的是，得知厂子遇到销路困难，习近平通过各种途径帮忙介绍客户，使春光电器厂的产品卖进了中央电视台，厂子也就此活了起来。
1985年农历正月初八，寒气逼人。
“走，咱们给张新立拜年去！”一大早，习近平就带着李亚平，骑车20里来到位于东权城村的春光电器厂。
习近平看车间，问经营，并叮嘱，厂子发展再遇到什么困难，直接找他。
“习书记，张新立比你年龄还小，你又是县委书记，咋给他拜上年了？”回到机关，李亚平不解地问。
“因为他这个致富典型很有意义，可以起到领路、示范作用。”习近平的回答意味深长。
为了孩子们而发火
“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要做到全村最好的房子是学校。”
——习近平
“习书记今天发火了！”
1984年3月的一天，习近平骑车下乡回到机关大院不久，不少人便听到这样一个消息。不止一位同行的工作人员说，“这可是头一回见习书记发这么大火”。
什么事惹得在人们眼中一向平易近人的习近平如此生气？
原来，当天习近平一行骑车来到北贾村小学查看校舍。令他没想到的是，一眼看去，富裕的北贾村，小学竟然是这样的景象：
坍塌的大门，破败不堪，无人修葺，老师学生就从墙上的一个大窟窿进进出出；
一条马车、拖拉机来回驶过的大道就算是操场，嘈杂而且危险；
因为风吹雨淋，十几间教室房顶的瓦片都快掉完了，没有一扇窗的玻璃是完整的，教室门要关关不上、想开开不了；
育红班的教室里，孩子们挤满一屋子，凳子不够坐，有的孩子只好坐在地上……
“怎么搞成这个样子？这么破败的学校，你们怎么看得下去？”习近平声调有些提高，责问赶来的校长。
《而立之年》里记录了习近平发火时的痛心：“将成为北贾村甚至成为中国栋梁的一代，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成长的、学习的？课桌，水泥板的，比凳子还低，你去趴半天试试看！日后，你这里不出人才，倒要出一批驼背，近视眼！”
闻讯赶来的村干部听到习近平的批评，赶紧解释：村里对学校的改善一直没顾上，不够重视，到时候……
“到什么时候？”习近平打断村干部的回答，“你们今晚就开会落实整改，下星期去县教育局报计划。至少先要有院墙、灯泡、玻璃，有木头的课桌板凳。”
“就你们村的条件，不应该把小学搞成这个样子，完全有条件把学校好好改善。如果一个月内你们还不行动，就要撤你的职！这件事还要告诉乡里，乡党委也要督促过问，否则，他们要负‘连坐’责任！”
临走时，习近平语气有所缓和：“你们呀，对不起你们的子弟。”
据说，这是习近平就任县委书记后第一次下乡发火。在回机关的路上，习近平还反复向身边的同志们强调：人命关天，怎么能当儿戏。教育关系着子孙后代。
习近平深知，教育兴，人才兴，事业兴。事实上，早在1982年春，习近平开始分管教育工作后不久，就建议并部署了对全县学校危房的一次大普查。
普查的起因是他听到许多群众反映，孩子在家是宝贝，到了学校是乞丐，许多村最破的是学校，甚至流传着“远看像破庙，近看是学校”“黑屋子、土台子、泥孩子”的顺口溜。
普查结果令习近平吃惊。
全县200多个村的中小学校，竟有3500多平方米的校舍是危房，万余名小学生常年趴在水泥板课桌或者土坯台上上课，4万多名中小学生自带板凳，大部分校舍陈旧，不能遮风挡雨，教室窗户无玻璃，冬天无取暖设备……
由于体制原因，办教育、搞投资、管学校一直被认为是教育局的事，公社和大队在办学上形成了与己无关的“惯性”。
虽说归教育局管，可正定当时是“吃饭财政”，1982年财政收入才1296万元，除去教师工资等“大头儿”，用于教育的款项已经剩不下多少钱来维修校舍。
为了扭转这个被动局面，习近平在全县教育工作“三干会”上提出，打破“教育是教育局的事，与公社、大队无关”的思想，一个公社，一个大队，对辖区的学校是主管单位，实行“谁家的孩子谁抱”。